近读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一书，受益良多。特别是借助现在学者的注释，在加深理解上尤省却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这不能不感谢这些学者的辛勤劳动。然而，在阅读的过程中，对个别的注释内容，却产生疑惑。诸如在《文史通义全译》卷三《传记》部分在注释章氏的老师“大兴朱先生”时，注释称“大兴：县名，在今北京城西南。朱先生，指朱筠……章学诚因早年曾从朱筠学文,故称先生而不名”。这里，注释者对朱先生的注释是正确的，而对“大兴”的注释却不敢苟同。因为，从今天北京的建制来看，“大兴”在北京城西南无疑是准确的。然而，时间向前推移到章学诚所在的清代，“大兴”的地理位置却并不在北京西南，而恰恰在北京城的东部。

    查《清史稿·地理志》：“直隶。顺天府”条下，明确记载“大兴”，冲、繁、疲、难，倚府东偏”。这里大略记述了大兴在当时顺天府东部的位置。北京社科院曹子西先生主编的《北京通史》在第七卷叙述清代北京“行政区划和建制”时，则依据晚清著名学者缪荃荪《顺天府志》的记述，清晰地勾画出了清代北京城所属“大兴县”的地理区划。即：“东除城属八里外（‘城属’意为京城所辖范围，以下均同），至通州界，十二里；西无管辖，系宛平属；南除城属二十四里外，至东安县界，七十一里；北除城属一十二里外，至昌平州界，二十三里；东南除城属三十七里外，至东安县界，五十里；西南除城属二十里外，至固安县界，七十四里；东北除城属十里外，至顺义县界，三十五里；西北除城属十二里外，至昌平州界，十三里。东西广二十四里，南北袤一百七里。”（《北京通史》第七卷，第102页）这里，明确指出了当时大兴的地理位置是在北京城的东部地区。

    再进一步看当时大兴县的县署。据清代乾隆年间的《北京城图》描绘，大兴县署在当时安定门大街东侧的“大兴县胡同”北部。对照现在的北京地图，当在今交道口南大街东侧的大兴胡同附近。顺便说一句，清代顺天府府尹直辖有两个县，京城东为大兴，京城西为宛平。宛平县署的位置当在现今北京平安大街北部“兴华胡同”至前海西侧附近。这样的布局，一直维持到民国年间。由此可见，清代的“大兴”与现在的“大兴”可谓南辕而北辙。

    为什么注释者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呢？笔者认为，一是对历史资料，特别是历史地理资料掌握不够，没有认真搜集与之有关的资料，更没有进行认真的对比和甄别；二是在没有掌握历史地理资料的基础上，想当然的下结论，主观的贸然将现在与古代同名而地理位置迥异的地方，误认为同名同地。更为可怕的是，该注释书籍的出版，将产生以讹传讹的社会效果，不仅对读者产生误导，对后世也会产生新的误会。

    笔者在这里无意对注释者进行批评，因为在我见到的历史古籍注释书中，《文史通义全译》仍然是较好的一部。章学诚是清代著名学者。《文史通义》是他生前没有得以定稿却代表其学术思想和学术价值的杰作。该书纵论我国两千年来诸多文史名篇，提出和进一步阐发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观点，如“六经皆史”、“史德”、“史意”、“文德”等，对古代史学思想乃至文化建设有重大贡献，对方志学有重大建树。对于这样一部涉及面如此广阔，探讨问题相当深入的文史名著进行注释，绝非易事。笔者虽然提出该书注释中出现的疏漏，但瑕不掩瑜，其对于普及宣传和便利读者的作用不可否认。然而，在大量出版史学、国学著作注释或翻译版本的今天，作为注释和翻译者和出版单位，尽可能把好质量关，则是读者的厚望，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得以正确流传的希望所在。中华民族的子孙会牢记诸位的功德。（杨益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