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产，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大概每一个知青战友都会唱这首歌、它是电影纪录片《军垦战歌》的插曲。一群意气风发背着行李的上海知青坐在大卡车上，他们高唱着这支歌向塔里木荒原进军。这首歌曾让我们热血沸腾、激情浩荡。我们也唱着这支歌奔赴了北大荒。

　　这本书也是别具一格的，在每篇故事后，作者还选择了部分博客留言，表达了他们对故事的感受和意见。作者以为，知青就是那个时代的“标本”，每个人的历史汇成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他选取了多个人物原型，并把他们在“前青知时代”或“后知青时代中”最具代表性的又最具个性的故事写下来。作者在众多读者的支持和鼓励下，共写了60多个知青的故事。同时，读者的支持是作者继续写作的动力。作者会推出这本书的下集，将会选择更大的范围，写出更精彩的故事。

　　作家出版社 出版 作者：贾宏图 定价：36.00元
 
 

　　几年前，我曾去北大荒采访，寻访那些被遗忘在荒原里的老知青。举世瞩目的中国知青运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衰落。战斗在北大荒的50万知青胜利大逃亡，陆续回到自己曾走出的城市。大概只有百分之一二的知青留在了北大荒。当返城的知青因北大荒的经历受到人们敬重的时候，而留在北大荒的知青还在默默地过着艰辛的日子。

　　孤独的守望者

　　每当流过这座无名的小山，黑龙江总是放慢了脚步，浪花拍打江岸，哗哗作响。这时小山上的松林也摇动着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这声响就变成凄楚低沉的呜咽，在江面上、在山林中久久地回荡。

　　在无名小山的不远处，有一个不大的村落，在村落的边缘有一栋低矮的房舍，房舍里住着一个女人。每天日出和日落时分，她总是站在自家的门前，倾听黑龙江水拍打江岸的声响，遥望那座无名的小山，遥望那山中被山林和荒草掩盖了的7座坟茔。

　　30多年过去了，她还守望着这座无名的小山，守望着山中那有名的坟茔。山上的树越来越密了，而她的头发越来越稀了；山上的花越开越鲜艳，而她的青春越来越枯萎。想走的人都走了，她不时感到孤独，感到悲凉。

　　然而，她总是忘不了那一天，也许就是为了那一天，她还要守望下去。

　　那一天是1970年5月28日。那时她还很年轻，年轻得如山上带露的花朵。她是天津1968届初中毕业生，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带着理想和浪漫来到这黑龙江屯垦戍边。她所在的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三营二连就驻扎在黑龙江边。连里有一个打鱼排，排里有一个由女知青组成的织网班，她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心灵手巧，很快学会了织网，而且成了其他青年的老师。她热爱这个工作，每当在江边金色的沙滩上织起长长的鱼网，姑娘们穿梭飞线，边干边唱：“渔家姑娘有海边，织呀织鱼网……”后来她被调到附近的一个连队，去当织网班的班长。

　　5月28日这一天，她突然觉得应该回老连队看一看，她请假说回去取行李，实际想回去会一会小姐妹。她刚到连队，看见织网班的伙伴正在上船，要到十几里外的“渔房子”织网。她也跳上了船，在船刚要启动的那一刻，她突然想留在家里拆洗被褥。这时，站在岸上的北京知青贾延云说：“你不去，我去！”她是姐妹中岁数最小的，本来是留在家里烧水烧炕的。她跳下了船，而让小贾上了船。排长刘长发摇动小船，船上的7个姑娘雀跃着向她告别的时候，当时她真有些后悔。她们都走了，给她留下的只有一片笑声。

　　不知为什么，那一天她总是心慌意乱的，什么也干不下去，不一会儿就到江边转一转，盼着姐妹们早点回来。傍晚时分，江上起风了，在她望眼欲穿的时候，天津知青杨挚颖哭喊着跑回来了：“快去救人，船扣在江里了！”因为她在学校学过游泳，只有她游上了岸，刘排长和6个女知青全被冲得无影无踪了！全连人马都出动了，沿着黑龙江边找边喊，手电筒和探照灯把江面都照亮了。她也在其中边哭边喊。

　　杨挚颖对她说，这一天大伙可高兴了，3个小时就把大拉网织好了，然后我们划着小船到江中的小岛上去玩，一起唱歌，一起朗诵毛主席诗词，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中午，刘排长给我们做了一顿吵吵了近一年才吃上的鱼丸子，大家美餐了一顿。晚上回来时本来要走山路，刘排长说，晚上路不好走，我划船送你们。当时江上起风了，坐一条船不安全，排长让我们去两个人跟另一条船走，可谁也不去。船走到江中，风越刮越大，天也暗了下来。江水突然涌进船里，船上的人本能地都站了起来，这时刘排长喊：“不要慌，不要动！”但不等我们反应，船就翻沉了下去……我游出水面时，听到有人在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回头看，那是和她一起下乡的天津知青章秀颖在喊，在为她鼓劲，也是在为自己鼓劲。后来这声音没有了，江面黑森森的，看不见一个身影，死一般地寂静。“我拼命地喊，可没有人回答。我游上岸，爬上沙滩，就往连队跑。”

　　全连人找到天亮，一无所获。这件事惊动了整个兵团，也惊动了北京。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千方百计找到知青的遗体。对岸的苏方提出严重抗议，认为中国有意制造边境事端。接着这件事被上升为“政治事件”——“转业军人排长刘长发带6名女知青投修叛国，留下杨挚颖潜伏，并指使她谎报军情，以乱视听。”这个转业军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死里逃生的杨挚颖也被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当时黑龙江省正进行深挖“苏修特务”的运动。这个事件被定为“苏联特务策划的里应外合的叛逃事件”。

　　大约半个月后，刘长发的尸体漂了上来。接着发现的是班长、哈尔滨青年许淑香，她衣着依旧，像在熟睡中。哈尔滨知青刘毓芳和北京知青李金凤的尸体是在对岸被苏方发现的。哈尔滨知青孙艳漂到一个有争议岛上，尸体已面目全非，她身上的一张照片证明了她的身份。天津知青章秀颖4个月后才发现，尸体竟然完好无损。北京知青贾延云始终没有找到。

　　“叛逃事件”也没人再查了。他们被草草地安葬在连队附近一座无名的小山上，贾延云的棺材里装着她穿过的一件旧军装。连队的知青和职工流着泪在这座小山上种了许多松树。安葬的那一天，天黑沉沉的，后来下了雨。黑龙江上烟雨苍茫。

　　从此我们的主人公——天津女知青俞宏茹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不吃不睡，整天坐在江边哭，她说：“贾延云是替我死的……”她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脸色蜡黄，目光呆滞。她被送到团部医院，怀疑胆被吓破了。又转到师部医院，诊断为肝昏迷。在小俞得病的时候，连队老党员宋钦柱，总让自己女儿去看她，有时送来煮好的几个鸡蛋，有时送一碗热面。临到师部医院住院时，老宋让女儿送去50斤全国粮票和50元钱。她一直在医院住了8个月，老宋不断派人看她。出院以后小俞又回到了这个连队。老宋还是经常找她到家吃饭，连自家园子里新下来的西红柿、黄瓜、香瓜，都给她留着。

　　这时连里的老职工对她说，人家老宋对你这么好，你怎么报答呀！干脆给人家当儿媳吧！当时她听着脸都红了。老宋的儿子叫宋修江，在另一个连队当农工，她从来没有见过。有一次小俞在江边游泳，宋修江在江边走过，在两人目光相交的那一刻，两人都红了脸。女伴告诉她，那就是宋修江，你看多精神的一个小伙子，嫁给他吧！当时她的心不禁一阵激动。她本来是有男朋友的，也是知青。可是他回去探家的时候，竟和她连个招呼都没打。也许是因为她得了病。在最困难的时候是老宋一家伸出了热情的手！如果在北大荒生活下去，这一家才是真正的依靠。1973年7月15日，俞宏茹不顾家里的反对，在连队的一间土房里和宋修江结婚了。当时她只有21岁，也许还不懂爱情，但是她在宋修江宽阔的胸膛上感到温暖，在宋修江有力的臂膀中得到安宁。成家以后小俞的病都好了。大家说，她比过去漂亮了。

　　以后的日子平淡无奇。在大批知青返城的时候，她没有走，说不清是舍不得老宋一家，还是牵挂着那无名小山上的7座坟茔。后来一个跑到江对岸又回来的人说：“我在老毛子那儿，看到一个中国小姑娘给人家喂马，好像你们连的贾延云！”她总觉得小贾没有死，她要在这儿等着她。开始那几年，每到清明节，或是5月28日那一天，她总是和大家一起爬上小山，去给他们7个人扫墓。可是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少了，上山的小路也渐渐长满了树丛和蒿草，她想去也去不了了。

　　她成了守望者，每天早上和傍晚，她都站在家门口把那座小山遥望，在雾雨朦胧的日子，她好像听到那山里传来他们的歌声和笑声。在雨后天晴的时候，她看到那山里飞起一道彩虹。在狂风暴雨之夜，她突然听到他们的哭声，这时她总是把宋修江叫醒，和她一起度过一个无眠之夜。

　　10年前，我偶然在黑龙江畔的那个农场的一个村落里看到了俞宏茹。她和我一路上看到在田园里耕种、在集市卖菜、在自己家门前抱孩子的农妇没有什么两样。她也和真正的农妇一样过着自己的日子。她领我到她家串门，我看到她家门前屋后都种着蔬菜和瓜果，还养着鸡鸭鹅狗。在离她家不远处的江里还泊着一条船。她说，我是靠下江打鱼解决两个在场部读中学的女儿的学费的。她还是自己织网，那网已经很旧很破了。江里的鱼也越来越少了。

　　那天，小俞和队里还留下的4个知青，请我在一家小饭店吃饭。我们都喝了许多酒，说了许多话。我说，我当年下乡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喝着喝着大家都哭了，后来又笑了。再后来我们一起来到黑龙江边。我们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说话，望着那无名的小山，又望着天上悠悠的白云。

　　我们在守望着什么？逝去的青春，苦难的岁月，还是那无名山上的坟茔？

　　又是10年过去了。小俞你好吗？能把你的现状告诉我，告诉读者吗？

　　山路弯弯

　　她奔驰而来，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沿着完达山盘旋的山路。春风撩起她的短发，她好像在云中飞翔。

　　弯弯的山路，好长好长，而它的发端竟是宽宽的北京长安大街。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65年11月初的那一天的傍晚，已经高中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并在外文书店工作了的郭文魁，神使鬼差地和3个女同学出来散步。她们从灯市口走到王府井，从王府井又走到长安街，那悬在头上的标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竟让她们心潮激荡。第二天，她们来到东华门街道办事处报名；第三天，竟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当火车在鞭炮声和锣鼓声中启动的那一刻，同行的知青哭作一团，而她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向北，向北！火车、汽车、马车，把她送进完达山怀抱中那弯弯山路尽头的云山农场。她和伙伴们住进了推开窗子能看见远处的山影和近处荒原的土坏房。她选择了让女孩子望而却步的岗位——当兽医。她的第一个伙伴就是那匹枣红马。她骑着它去场部取药，在山路上奔跑的时候，她对着大山唱歌和欢笑。在大山的回声中，她看见了天使般的自己。

　　然而兽医这活儿又脏又累又危险，连勇敢的男生都不愿意干不敢干。给有病的马做内诊，得把整个手臂都伸到马的肛门里，为此她呕吐不止，几天吃不下饭。她还要干过去只有男兽医干的活——劁猪。第一次她按倒一头公猪，累得满头大汗，而且羞红了脸，拿刀的手都在颤抖。经过好一番的磨炼，她终于练就了一身好本事，她可以给奔跑的猪打针，给各种大牲畜治疗疑难病症，而劁猪是她的拿手好戏，队里的职工都信着她的心细手快。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女兽医。

　　弯弯的山路好长好长，又洒下她长长的泪水，这泪水是苦还是甜，她一时也说不清。那一年她21岁，他29岁。他是友谊农场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拖拉机手，来到他们队里搞“社教”。任务完成了，他要走了。队里舍不得这个技术能手，他们想留下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队里给他找一个对象。队里领导想到了郭文魁，当时队里岁数最大的女知青。

　　“小郭呀，岁数不小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队长来找她。

　　“不，我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她回答得很坚决。

　　“早解决好，对工作有利。要听组织的话！你看友谊农场来的高本琦怎样，人老实，又有技术。”

　　她想起来了，高本琦，那个拖拉机手，不爱言语，干活有一套。她还知道，他19岁从山东来北大荒，现在还抚养上中学的弟弟妹妹。心肠挺好。

　　“你还是考虑考虑吧！”还没等她回答，队长走了。

　　第二天一早，高本琦来找她，给她一封介绍信——介绍他俩到场部办结婚手续。她一看发火了，然后哭起来。

　　他不知怎么劝她。她在屋里哭，他站在门口等她。路旁停着送他们去场部的马车。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半天过去了。他在等着，马车也在等着。她终于擦干眼泪，慢慢走出房门，和他一起上了马车。是同情他，是被他的真情打动，还是屈服于一种压力，她也说不清。山路好长啊，只有马蹄声声。大山默默地注视着这个愁容满面的姑娘。

　　在办登记手续时出了麻烦。办事人很认真：“你们互相还了解不够，怎么这么草率就结婚！”她哭了，他也哭了。男人的眼泪很少，但比女人更有力量。后来，场里的领导来了电话：“行也得办，不行也得办！”工作人员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郑重地盖上大红公章时，他笑了，她大哭起来！她为自己的命运大声地哭泣，她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样子。

　　平静艰辛的生活开始了。队里给了一间土房，他们自己动手建了一个家。两套行李，两个板凳，是他们最主要的家当。搬家那天就举行了婚礼，她买了两斤糖块招待知青战友。老高在地里收大豆，没有赶回来。那一夜，她躺在湿乎乎热腾腾的土炕上，流了一夜的泪。这一切都好像天方夜谭，可是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后来她怀孕了，含泪放弃了当了4年的兽医。再后来她随老高调到了场部，他在机务科工作，她在托儿所当所长。开始她教孩子唱歌跳舞，以后又教他们学英语。孩子们回家叽里哇啦说个没完，家长不明白说的什么，去问郭老师。她说，放心吧，孩子们说的是英语，不是骂人的话。

　　“我们的孩子会说英语了！”家长们笑了，这大荒原上的孩子会说英语成了奇闻。她被调到场部中学当英语老师。这一来，郭文魁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她初中的英语老师在国外当过领事，她高中英语老师的母亲是英国人，郭文魁的英语是一流的。她成了场部中学的优秀教师、牡丹江农管局的优秀教师。1983年，她在场部中学教的高中毕业班有31个学生，当年高考30人被录取，另一个第二年也考取了大学。这是当地教育史上的奇迹，她成了当地教育界的名师。这时，她才觉得真正的生活开始了。作为知青，她认为对黑土地的最大回报最大贡献，是给北大荒留下文化，这才是永久的财富。

　　已经成了农机专家的老高参加了开发抚远荒原的战斗。他们在人迹罕见的荒原深处建起了一个个垦荒新城。新城发展文化教育需要一流的教师。他们扣下了已经完成任务的老高，为了调来优秀的英语教师郭文魁。在她没调来之前，这里已为她家准备了一套新建的楼房。她到建三江中学工作一年就被评为全国农林系统优秀教师。她在努力地用自己的爱心和精湛的教学方法，把缺少文化渴望知识的转业军人农场职工和知青的后代培养成国家和垦区急需的人才。为了工作方便，她经常住在学校，节假日她的家里也挤满了学生。

　　在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北京的亲人在召唤着她，北京的同学也在召唤着她。1989年7月，她利用假期回京参加同学的聚会。在杯盏交错的时刻，有的同学说：“郭文魁是全国优秀教师是我们的光荣！”有的同学说：“我们不是全国先进，但我们在北京！”这话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她不肯在北京多住一天，她想北大荒，想老高，想自己的两个孩子，更想自己的学生！那一天，同学们都到火车站为她送行。本来同学们商量了，一定想办法把他们的团支书调回北京，可她谢绝了。在列车开动那一刻，大家都哭了。

　　那一夜，在建三江宾馆，我和郭文魁谈得很晚。第二天，我在建三江像长安街一样宽阔的大街上散步，又碰到了郭文魁，她去赶学生的早自习。她脚步匆匆。

　　我想起了她骑着马在山路上奔驰的身影。

　　......



    编辑：李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