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自传，记述了作者1949年从非洲来到伦敦至1962年写作其重要作品《金色笔记》这段时间的经历。全书细致地刻画了作者本人的生活与奋斗历程以及上世纪50年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变迁。

广告End-->　　多丽丝•莱辛1919年10月22日出生在伊朗，父母都是英国人。六岁时，随父母移居津巴布韦。尽管莱辛在非洲度过了艰苦并且不快乐的童年，但在其笔下的非洲，她对英国殖民者的艰难和当地土著的困境都充满了同情。莱辛十五岁时离开教会学校，四处打工谋生，一九四九年，第二次婚姻失败后的莱辛，回到英国定居，并于同年出版了处女作《青草在歌唱》……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作者：[英]多丽丝·莱辛 定价：25.00元

 

　
    在高高的轮船甲板上，我抱起我的小儿子：“看，那里就是伦敦。”港区：泥泞的小港湾、水道，灰蒙蒙的渐渐朽掉的木墙、房梁、起重机，纤夫，还有大大小小的船只。这孩子一定会认为：船，起重机，水，这些共同组成了一个港湾城市，这就是伦敦。然而对于我，真正的伦敦还没有到达，就像我真正的生活还没有开始一样。如果没有战争，我早在几年之前就该开始我在伦敦的生活了。

　　我是乐观的并且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虽然我只有极少的、不到150英镑的财产。我第一篇小说的手稿《野草在歌唱》已经卖给了约翰内斯堡的一个出版商。他们告诉我出版这本书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它太具有颠覆性了，故事性也不强。我带着两箱书——我离不开它们，还有一些衣服和可以忽略不计的珠宝。妈妈出于怜悯，给了我一些钱，我没有要，因为她自己的钱也少得可怜。除此之外，这次旅途最根本地讲是离她而去，离开家，离开可怕的狭隘的乡村——南罗德西亚。在那个地方，在每次认真的交流中，充溢着种族禁律和黑人贫穷的生活。我是自由的。毕竟我还可以完全属于我自己。至少，我能感受到自己被自己创造着，被自己满足着。我是在描述一个少年吗？不，我已经快三十岁了。曾经有两段婚姻，但是我怎么都感觉不到我曾经真正地结过婚。

　　我也非常的疲惫，因为我这个两岁半的孩子在一个月的旅程中每天五点就醒，欢呼雀跃地迎来新的一天，然后会在每天晚上十点极不情愿地睡下。这一早一晚之间，他没有一刻的安静，除非我给他讲故事，唱儿歌，每天都得四五个小时。他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我也一直都有那样的一些想法——也许说是感受更为恰当——这种感受让每一个从南非来的人感到厌烦，他们没有见过白人从船上卸货以及做沉重的体力劳动，因为这些都是留给黑人做的。许多白人看到白人像黑人那样工作，会感到不自在和恐怖。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他们这些工人是工人阶级，并且从那时起我就坚信历史的逻辑必然使这个阶级生存下去。他们——底下的这些艰苦的、强壮的劳动者——当然，像我这样的人，便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写下这些并没有奚落的意思。那是不诚实的。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这样思考，用这样的语言方式。

　　我为第二卷自传准备了相当多的资料，不想让它成为一本无趣的、冗长晦涩的论文集。在一本名叫《英国人的追寻》的小册子里，我深入细致地描写了自己在伦敦生活的头几个月。这本书恰好接近于我有所追求的那个时期，随即，问题来了——当然是文学问题。在那本书中，我尽量做到足够的真实。两个人物因诽谤的原因被改变了，而现在也只能这样。但是毫无疑问，那本书不会像我现在所写的这本书那样的真实。写作口吻会是不同的，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本小册子更像一本小说。它有着自己的人物和节奏。它将生活形容得无比美丽。至少在一件事上它是绝对真实的：当我刚到伦敦时，我仿佛立刻回到孩提时代，孩子般地去看、去感受，人，建筑，公交车，街道……在孩子最直观的感觉中，所有的东西都被放大了，那么的亮，又那么的黑，充斥着各种味道，熙熙攘攘。如今，我不再那样感受伦敦了。那是一座具有狄更斯式夸张描述的城市，我不是说我透过狄更斯的面纱来看伦敦，而是在分享狄更斯时代奇异的视角——在超现实的边缘。

　　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伦敦早已消融了，甚至人们很难相信那个时代曾经存在过。没有油漆过的建筑物都褪了色，开裂，乏味，灰暗；是被战争毁坏的，一些地方全部毁灭，在他们的下面是充满了脏水的洞，曾经是一个地窖，还有常常突然侵袭的大雾——那是在空气净化运动前。这让只知道今日之伦敦的人们无法想象，尤其当他们自豪于伦敦干净的建筑，人群聚集的咖啡厅和餐馆，美食与咖啡，午夜之后年轻人寻找娱乐的繁华的街道。那时，没有咖啡馆，没有好的饭店。衣服是战时“简朴”风格，灰暗丑陋。人们十点都进屋了，街道空空如也。大食堂，战争期间国家给予补助，往往是一个街区唯一的能吃东西的地方。他们提供好吃的荤菜，难吃的素菜，儿童布丁。里昂饭店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就餐的最高等级——我记得那里有鱼和薯条，还有土司加鸡蛋。也有为富人准备的不错的饭店，他们试图避开麻烦，因为那里的状况与战争期间实行的严格配给制格格不入。在英伦三岛上买到一杯像样的咖啡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酒馆就算唯一的市民社会了，但是它们十一点就关了，而且你想进酒吧必须得气质优雅。或者，我得说“那时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们变化太大，不会再给圈外人一个热爱俱乐部的感觉，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成员或“规矩”，圈外人必须忍受。配给仍然继续。战争也在拖延，不仅在战区，也在人民的意识与行为中。任何的交谈都倾向于谈及战争，就像是野兽舔舐自己的伤处。到处充满着恐慌，充溢着疲倦。

    在1950年的新年夜晚，我接到一个出版界的美国人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共享狂欢。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六点钟在莱斯特广场见到了他。我们本来期待有欢快的人群，但是街上空无一人。我们在酒吧待了一个多小时，感觉和那里格格不入。于是我们去找一家饭店。这里的饭店太奢侈，我们无法负担。没有我们今天自然会想到的那些——中国的、印度的、意大利的饭馆，以及这样的、那样的其他国家的饭馆。大饭店都已订满。我们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走遍了整个商业区和皮卡迪里大街。一切都是暗淡空虚的。后来他说，管他的，让我们快乐地生活。一个出租车司机带我们到了一个高档的俱乐部。在那里，我们看到了那些伦敦上等人的继承人们酩酊大醉后相互扔面包。

　　但是，在这个十年的结尾，客气的意大利人开的咖啡厅，好吃的冰激凌，以及物美价廉的印度餐厅随处可见。衣服是鲜艳的，便宜且极富个性。伦敦被粉刷一新，洋溢着喜悦。大部分被炸弹损坏的痕迹消失了。最重要的是，没有被战争折磨过的新一代诞生了。他们不再谈论战争，不再思考战争。

　　我住的第一个地方是贝斯沃特，那里相当的破旧，并且很难和早期的辉煌相联系。妓女们晚上站在街边。我被介绍与一个南美洲女人和她的孩子住在一处。我曾在写《追寻英国》时有过令人沮丧的经历。我们住的房子很大，装修得很好。两间租给了妓女。当我发现这个的时候——我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些穿戴玲珑的女孩是那些与男人们厮混的女人——我立刻让南美洲女人解决了此事，因为我认为这对于两个孩子来说是不好的，她哭了出来，并且说我冷漠无情。

　　我花费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寻找到了一个可以照顾孩子的地方。一阵热空气袭来，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抱怨英国的天气。我的脚几乎折在炎热的人行道上，我的士气几乎同样受挫，但就在那时，一个意大利家庭接纳了我和我的孩子，这样我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就在丹柏大街，皮特被社区托儿所接受。环境从一开始就教会他友善，而且他喜欢去那里。当他从托儿所回来，便立即消失跑到地下室，那里有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孩。这所房子，严酷丑陋得让我灰心丧气，反倒成了他的快乐所在。

　　我们开始住的——从字面意义上说——是顶楼，小得让我无法放下一台打字机。我给代理商柯蒂斯·布朗——是我从作家和艺术家年鉴上随机找的——寄去了几个小故事，而且朱丽叶回信给我，后来我才知道只是形式而已。信中问：我是否有小说或者我是否打算写一篇？我说倒是有一篇小说，但已经卖给了出版商乔纳斯伯格了。她要求看看合同，然而当她看到时却十分震惊和气愤——他们要收取我挣到的一半，作为他们为这本危险的书所承担的风险的回报。她给他们发了一份电报，说如果他们不立刻与我解除合同，她将以诈骗罪将他们告上法庭。在随后的一周里她把书卖给了迈克尔·约瑟夫。

　　帕米拉·汉斯福特·约翰森是迈克尔·约瑟夫的读者。她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但也说这里那里需要修改。因为我已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写作这本书并修改，所以倾向于不做任何修改，尤其是在我的肩部受伤的时候。怎么形容呢？这不亚于在心理上遭遇重大的事件。我在雷赛斯特广场，看到莱丝伊凡和一个年轻男人在一起。在他作为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于罗德西亚时，我曾经和他陷入最浪漫的爱情。我们的生活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想要加入英国工联，但我是一个革命派，虽然并非成为任何党派成员。我从电影院走出来，然后径直地走向光滑的柏油路。在那里，涂刷油漆的工人窃窃私语道：“走着瞧吧。”

　　高特弗莱德已经到达伦敦，他早就计划在此居住，与来自索尔兹伯里的多萝茜·舒瓦茨一起住在一套靠近贝尔赛思公园的大公寓里。当我在疗养我的肩膀时，他照顾了皮特六周。

    《回忆录》中对那段时光记忆的描述充满了轻松的语调，因为即使有困难，我也可以独自解决。这段时光描述了一幅不同的图景：我站在皇后号船舱的甲板上。左手绑着绷带，系在我的黄色羊毛夹克上面。我站在那里，胸部的衣服破了。我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在伦敦，你可以赤裸裸地走在牛津街上而不会引起一丝多余的注视。我使尽浑身解数去遮盖这个裂口。一个女人从人群中出现，把我拉向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大大的安全别针将我衣服上的裂口系上。她站在那，看着我说：“摔的么？伤筋动骨最起码要休养四十二天，也就是六个礼拜，这是最少的。”我说不出什么。她又说：“高兴起来，事情总不是那么坏。”

　　“这就是最坏的事。”我戏谑道。她笑了，那么放松的，大声的，就是你期待的那种笑，至今还能从生活在伯利兹的人们那里听到。

　　“是这样吗？如果那就是你所能遭遇的最糟糕的事，那么……”她拍了拍我以示鼓励，然后将我一直轻轻地搀到火车那里，并扶我上去。“只管走你的，喝上一杯好茶，高兴起来！”当门嘎嘎地关上，我听到了她说的这些。我将《野草在歌唱》寄给迈克尔·约瑟夫，用与它寄来时相同的小包裹。我收到了他们的一封来信，祝贺我所做的有价值的修改。我从来不会给他们什么启发。

　　不久之后，阿尔弗雷德·诺普出版社在纽约说他们可以收录这本书，前提是我把做爱的内容写进去，以迎合“大众口味”。这是布兰奇·诺普——阿尔弗雷德的太太——的意思，诺普夫妇那时是出版界的明星。我气疯了。他怎么知道南非的大众口味是什么。无论如何，这是极其愚蠢的。《野草在歌唱》的中心是：不能明说的，对白人的行为进行委婉的描述，是一种“什么事都没说，但什么事都明白了”的描述。而且在描述白种女人玛丽·特纳和黑人小伙摩西斯之间的关系时，一切都不能那么直接。这部分来自我的写作灵感。事实是，我还没有决定玛丽是否与摩西斯做爱。有时，我想一件事，有时是另外一件。然而，白种男人和黑人女子做爱是件很平常的事，有色人种的社区持续的膨胀说明了这一点。我只听说过一次，一个白人女子和一个黑人男仆有染，那个男人的最终下场是被绞死。除此之外禁忌是如此森严。如果玛丽已经与摩西斯有过云雨，这可怜的女人曾小心翼翼地维持的白人女士的自我认同将化为灰烬。确实是这样，但是她已经歇斯底里，她已经疯狂——是的，她本应该以另一种方式疯狂。我一提到它，关于描述另一种不同的精神失常的词汇就涌到我的眼前。不，总体上说我认为她不是那样的。当我写这本书时，我肯定她不会那样。启发故事的一个生活片段是这样的：我在走廊上无意中听到一些令人感到侮辱和不舒服的谈话，是关于一个住在附近的农庄主老婆的事，“她允许她的厨师在她后面为她系上裙子扣以及抚摸她的头发”。这是——我认为确切的——被我父亲认为从根本上是对男人的侮辱：就像是贵族允许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在佣人面前做出的任何亲密的或是猥亵的行为，因为他们根本不算是人类。

　　我认为诺普的要求是虚伪的：一个公开的做爱肯定会是个新颖的冲击——在那时这一点是确实的。我说我不会对这本书进行改动。我一直有朱丽叶的支持，她说：“如果我不愿意，我完全可以不去更改一个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亲爱的，值得思考的是我们所说的话。毕竟，他们有时是对的。”她认为这次是他们错了，“不要着急。如果他们不用，我再帮你找家出版社。”他们无论如何都会要的。1

　　我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迈克尔·约瑟夫预付的150英镑立即被租金和托儿所的费用所吞噬。我做了几周的秘书工作，在那里，我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要做，因为那是一个新兴的工程类的公司，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做，一群涉世未深的同事。我把孩子的托儿所从公立托儿所换到了更加昂贵的私人托儿所。我得怎么负担起这笔费用呢？然而我一向是这样认为的：当决定做什么事情时，就去完成它，然后再去考虑如何去负担它的费用。不久之后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我本以为我会是一个作家，想象出版商们都急切地期待我写出新书。但是我没有精力去从事写作。我五点钟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照顾我的孩子，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五点钟就醒，我也得和他一起起床。我给他读书，讲故事，给他做早饭，乘公交车带他去托儿所，然后去上班。在我工作的地方，不会多做哪些事情，也许会偷偷地写一写短篇小说。午饭时间，我去逛超市。晚上五点，我去托儿所接孩子，乘公交车回家，然后便在这家伙惯常的叫嚷喊闹中度过。在楼下，我会把屋子收拾干净。这孩子到十点左右才去睡觉，那时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去写作了。

　  我辞掉了这份工作。就在这时，出版社打电话来了——打了两次——说他们已经开始重印。我高兴地说“哦，好的”。我原以为这是每个作家都会面对的事情。当时我的确是太无知了。他们认为我对自己的成功太想当然了。

　　迈克尔·约瑟夫邀请我去卡普莱斯吃午饭，当时这是一个小型的适合商务会面的饭馆。我已经从顶楼搬到楼下，搬进一个曾经是——我相信它会重新是——漂亮的大屋子，然而这时它脏透了，再加上燃烧得并不是很旺的壁炉。在一次又一次的爆炸袭击中，整个屋子摇摇欲坠。有一间小屋可以让皮特在那里睡觉。卡普莱斯的粉色桌布，银制餐具，玻璃杯子，穿戴华丽的人们，一切都使人头晕目眩。迈克尔长相英俊，为人十分老练，当他谈及莱利和薇时，说：“很遗憾他们今天不吃午饭。”迈克尔不知道什么原因不适合上战场，他不听别人的劝告，在战争期间开了公司，而且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公司很快获得了成功，主要因为他是柯蒂斯·布朗的代理，而且他的好朋友朱丽叶留意他发行的新书。他享受着他的成功，经常去赌马，出没于伦敦的精品饭店。他接着向其他桌位上的客人打招呼：“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作家新星——她从非洲来……”

　　这种午餐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使作家们都能得到吹捧，他更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他对作家进行的广告宣传。他经常给我举例子，比如一本名叫《白雪天鹅》的小书，作者是加里克，在战争期间发表，曾经在公开发行前的一个月内重印了很多次。所有出版商都会说：“广告对于一本书的成败毫无作用。”

　　在一些军事学院里，会有这样一种训练：应试者想象他是将军在指挥一场战役。在一个地方，他的军队只能保住自己，在另一个地方，他的军队被击溃了，在第三个地方可能正在击退敌军。在有限的资源下，你会去支持哪里？正确的答案是：支持成功的部分，剩下的由他们自己的命运来决定。看上去没有人给出正确的回答，对失败士兵的同情使他们作出错误的选择。这就是出版商们所想的。成功的或者知名的作家有自己的广告效应，但是那些还在为提高影响力而挣扎的不知名的作家该怎么办呢？——任由他们自生自灭罢了。当人们看到给一本尚未出版的书所做的广告时，他们看到的是援军正被输送到战争前线成功的部分去，看到的是原本就具有成功潜质的小说正在变成畅销书。

　　在卡普莱斯饭店气氛的激发下，我告诉迈克尔，如果这世上有这么一件让我最为欣赏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伊克莱斯巧克力。于是，在我回到自己那个草窝之前，一辆长长的黑色小轿车停在外面，司机将一个非常漂亮的粉红色盒子给我，里面是一打伊克莱斯巧克力。除此之外，在楼下还有一顿丰盛的家庭晚餐。

　　我在家庭中所经历的一切没有什么与我想要得到的相符。配机制，自给自足，甚至是半饥饿状态。这个意大利女房东是世界上最棒的厨师。我认为她几乎不需要菜谱。她给一个在西伯纳树林里的商店领取六份配额。但是，她所能得到的配给是三倍或四倍的黄油、鸡蛋、腊肠、食用油和奶酪。她怎么做到的呢？当我问她的时候，她总是对我表示轻蔑地说：“是时候该关心一下你自己的事情了。”总是有两个警察从她那里进进出出，获得一些她贪污来的黄油和鸡蛋，换来他们对她所作所为的视而不见。我是否和他们同流合污了呢？是的，于是我将我的两份配给归给她去管理。在那个氛围里，表现出略高一点道德水准都会看上去很荒谬，而且也不会被这些骗子们理解。此外，报纸已就结束这种配给制度吵得沸沸扬扬。他们说，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这种制度。我从没有吃得这么好过。租金里不包括食物，但是像最好的厨师一样，我们的女房东禁不住要让身边的所有人都尝尝她的手艺，尤其是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前。我每个星期在楼下吃两三次，皮特每晚都要在那吃。当她的钱花光了，她就会收钱去买东西。她的经济来源就是“搜刮”我以及住在这里的其他人，采取复杂的方式，借入借出，香烟，衣服或鞋子，只要她喜欢。

    当我和中产阶级的朋友谈及这些警察和黄油鸡蛋奶酪时，他们是冷淡的，并且表示气愤。他们说：“我们的警察不可能是这样的腐败。”他们将我在那个外国港口的逗留——工人阶级——视为一种古怪的行为，一种为艺术做出的牺牲，一种亲历的体验。他们对来自滑稽的工人阶级的轶事毫无兴趣，带着一副卡通人物佣人潘奇那势利的神态。

　　从那以后的十年，当权威人士承认我们的警察不都是样样都对的时候，我被每个人以一种带有敌意的不耐烦而对待。我在南非的时候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了。那时我就说南非就是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地狱之门。——因为这个还很少有人知道，除了阿兰·帕顿的《哭泣，可爱的国家》，那是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就在《野草在歌唱》出版前不久——而当我坚持在某些黑人看来，南罗德西亚比南非还要坏时，这种敌意更甚。因为通常只有赤色分子和不满者会那样说。

　　在丹柏路的家里，南非是无趣的。除了这个小街区上所发生的事之外，一切都是无趣的。他们认真谈论的话题就是去一公里之外的西海岸的短途旅行。

　　如此富足，如此身体健康的家庭当时确实不是普遍的。英国当时只是一个疲惫的民族。战争后果就像一个黑洞吞噬着所有的精力，好像战争的荣誉和持久性都被侵蚀得无影无踪，国家范围内的低生命力，被一些很不同的东西所平衡着。那时对我的冲击最大的是处处体现的鲜明对比。一方面，低迷的精神状态，一个病人坚持着，但是另一方面对未来乐观地向往与我们现在所想的差别如此显著，甚至看起来像是某种普遍的愚蠢的象征。新的时代就要来临，正是这样。社会主义是关键，从世界各个地方回来的军队被许诺了一切，大西洋公约（当时看来十分讽刺）只是对当时那些乌托邦愿望的总结。现在又轮到了工党掌权，以确保这些得以实现。卫生保障是他们最为自豪的成果。在战前的30年代，一场疾病或是一次意外都会将一个家庭扔向苦难的深渊。贫穷是可怕的，让人无法忘记。但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不再有因可怕的疾病、救济、年老所带来的需要。并且，这些只是开始，事情都稳步地发展着，越变越好。每个人的心情也是越变越好。你会看见“医生们”开始行动，使社会主义良药见效，他们甚至将自己视为新时代的建设者。他们可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可能是工党人，他们也可能是自由主义者。总之，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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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李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