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可谓“笑痛肚皮，半针见血”，是《读者》首批签约作家大卫的幽默力作。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而久久为人所怀念。彼时文人的风度气韵和风流往事让一代又一代文人喟叹不绝……本书以阮籍、嵇康、王戎、潘安、陶渊明等二十个魏晋人物的生活言行为对象，笑谈古今，妙趣横生，引人深思。作者以古为题材但不泥古，涉笔文史但雅俗共赏，可读性极强，富有现代气息。
书摘一叶
阮籍有个绝活：作青白眼。凡是他不喜欢的人，不管省部级领导还是乡镇长，他都一概伺之以白眼。比如那次他母亲去世了，好友嵇康的哥哥嵇喜来吊唁，他非但不谢谢人家，反而大翻白眼，这让嵇喜很是郁闷——我怀疑阮籍是不是嫌人家名字里有“喜”字，但以他的性情，是不会作如此想的。
阮籍：拆迁办主任
面对面
姓名：阮籍，字嗣宗
生卒：（210——263）
籍贯：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
职务：步兵校尉。
家庭主要成员：父亲：阮瑀（建安七子之一）；子：阮浑。
特长或贡献：饮酒。长啸（吹口哨）。翻青白眼。
操行评语：阮籍者，软之极也。 软之极，便是硬。一手软，一手硬，乱世之中保性命
阮籍：拆迁办主任
倘若在魏晋时代找一个最牛叉的放诞人物，那么非阮籍莫属。
这厮嗜酒，即使母亲去世了，也鲸饮不断。
其实，阮籍是个孝子，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就去世了。
阮籍在母亲的抚养下，读书学习，非常勤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家伙抱负不小，倘在今天，至少第一志愿填的是北京大学——不，哈佛大学——有一天，他登广武城，面对楚汉战场，不由感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这也有些类似于今天我们登到文坛一看，时无英雄，遂使上海的那位把散文写得很长的的某某某同志成名。
母亲走了，酒就成了阮籍的父亲。
在酒的王国里，阮籍才可以找到温暖，那些酒，哪一杯不化作了内心的火焰？心肝肚肺都是火烧连营。
这与尼采的酒神大有一比。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说过：艺术家不应当按照本来的面目看事物，而应看得更幸福，更单纯，更强健，为此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就必须有一种朝气与春意，有一种常驻的酒意。
阮籍有一女，容貌秀丽，司马昭想纳为儿媳，几次托媒人登门求婚。阮籍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若答应，则落得个攀附权贵的坏名声；若不答应，得罪了司马昭，给小鞋穿事小，小命怕也难保。
好在有酒，于是他天天烂醉如泥，一连六十多天，在酒精的配合下，他都持之以恒地做出一副不省人事状。司马昭见他天天醉得像一滩泥，也奈何不得，联姻之事，只得作罢。倘若阮籍与司马家族真的联姻了，估计可以弄个文化部部长干干。
邻家有一少妇，甚是美丽，阮籍经常光顾，当然，他不是去勾引良家女子，而是把自己一碗一碗地喝醉，醉了就躺在美妇人的脚下，打起幸福的呼噜，这让美妇人的老公心惊肉跳不已，好在经过数次观察，他发现阮籍没那心思，这才把提到嗓子眼的心，又放到肚子里来。
或许在阮藉的梦里，这美丽的女子，就是他的酒葫芦，可以随时随地掏出来，喝上一口，边喝边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嘴里咕哝着什么。
一个才貌双全的少女，谈了个挺中意的对象，两人正为去新马泰还是欧罗巴旅行结婚的时候，那女子却暴病死了。阮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虽然他与这个少女无亲无故，但他还是前去哭祭，哭得鼻一把泪一把的。搞得别人误以为这个痴情男子就是那少女的未婚夫似的——不，未婚夫也没有这么深情，仿佛恩爱了一生的夫妻，一个先逝，就剩下另一个形单影之的人儿。
惟有绝望才可拯救绝望，惟有悲伤才可以抚平悲伤。
阮籍经常独驾一车，任意而行，作为当时的自驾车一族，他常常把路走到尽头，无路可走了，就痛哭一场，那眼泪仿佛97号汽油——如此说来，他就是他自己的加油站。
前面说过，阮籍是个孝子，甚至孝到了钻牛角尖的地步。
有一次上朝，一个官员和他聊天，说有一个人把母亲给杀了。
阮籍说：嗨，要杀就杀父亲，怎么也轮不到母亲啊！
那官员大吃一惊，责怪他道：你身为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怎么可以这样大放阙词？！
恰巧他们聊天被皇上听到了，就问阮籍，杀父是天下最大的恶行，怎么你认为是可以的呢？
阮籍侃侃而谈：禽兽知道母亲而不知父亲，杀父，顶多像个禽兽，杀母，却连禽兽也不如了。
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与人下围棋，对手一听，忙说到此为止，你快回家处理母亲后事，阮籍不同意，一局没下完，怎么可以提前结束？
那人拗不过他，只得把这一局下完了事。
阮籍回到家，看到母亲冰凉的身体，呆呆地说不出一句话。
阮籍一口气，咕嘟咕嘟地喝了两斗酒，这时他清醒得很，心中有千言万语要说，但话到嘴边又一句也说不出来。世界上那个最疼他的人去了，阮籍踉踉跄跄地走到母亲灵床身边，他带来了一场暴雨。
好友裴楷来家里吊唁，阮籍披头散发坐在那里，醉意朦胧，直直地、呆呆地看着他，裴楷的眼泪也下来了。他走出阮家，有人问他，只要吊唁的人来，主家的人，都会大哭，客人也劝他们节哀，阮籍死了母亲都不哭，你怎么会哭得那样伤心？
裴楷说，阮籍是世外之人，不必受礼俗约束，但我是俗世中人，所以要守礼。我们各自遵守自己的行为规则不是很好吗？把问话的人说得心服口服。
母亲下葬时，他吃了一只蒸猪，喝了两斗酒，然后与灵柩诀别，话说罢了，又一声恸哭，吐血几升。身体本来就瘦弱，再这么一折腾，形销骨立，几乎丢了小命。
阮籍这个名字，总让我想到眼疾。
阮籍有个绝活：作青白眼。
凡是他不喜欢的人，不管省部级领导还是乡镇长，他都一概伺之以白眼。
比如那次他母亲去世了，好友嵇康的哥哥嵇喜来吊唁，他非但不谢谢人家，反而大翻白眼，这让嵇喜很是郁闷——我怀疑阮籍是不是嫌人家名字里有“喜”字，但以他的性情，是不会作如此想的。或者嵇喜来了没有作喜悦状，尽是悲痛了——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到底是嵇康了解阮籍，这不，他提了一壶酒，挟了一张琴前来吊唁，阮籍非常高兴，这才把青眼翻下来。
魏晋时代，像嵇康这样奔丧的“二杆子”，不止一个，比如魏文帝曹丕，可以说是头号“二杆子”。
有个大臣王仲宣去世了，安葬时，曹丕带领大臣去做最后的送别，他知道王仲宣生前有个爱好，那就是特别喜欢听驴叫。曹丕同志说：“王仲宣喜欢听驴叫，各人应该学一声驴叫来送他。”皇帝这么一说，哪个敢不听，一时追悼会现场驴鸣声此起彼伏，大家都要表现那份深情，谁也不敢先停下来。这与斯大林同志也很有一拚，据说，有一次他召开的会议上，掌声响起之后，谁也不敢先停下来，结果鼓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掌，大家伙手都拍肿了，也没人敢按下STOP键……
有一年，他听说缺一名步兵校尉，又听说步兵营里美酒，营人善酿佳酒，于是请求去那里当校尉。当了校尉后，就整天泡在酒中，纵情豪饮，一点也不问世事。阮籍这次工作调动的好处很明显，既有酒喝了，也混了个很大的笔名：阮步兵。特别是提到他的那些作品，更是以“步兵”称之。
除了喝酒，写诗之外，阮籍还喜欢吹口哨，声音能传一两里远。有一天他听说苏门山里忽然来了个得道的真人孙登，阮籍便去看他。
孙登可是当时的大名士，不娶妻不说，还掘了个窟自己居住，更不提上班的事，冬天披头散发，夏天编草为衣，喜读《易》，随身带一张一弦琴，心情好与不好，都能把那一弦琴弹得死去活来的。从来没有发过火，仿佛随身带一个消防中队，有人试验他到底有没有脾气，就冷不丁地把他推进水里，我们这位孙真人出水便大笑而去。
......
过了好一会儿，我们的孙真人才淡淡地说了一句：不错，还可以再吹一次。
阮籍又吹了一次。
阮籍知道遇到了高人，就沉默下来。
天色向晚，阮籍起身告辞，刚走到半山腰处，忽听山顶上众音齐鸣，好像一个乐队在倾情演出，阮籍惊讶地回头一瞅，只见孙登在向他挥手，口哨声从他那儿传来，哨音如瀑，把阮籍溅得湿湿的。
访高人孙登归来后，阮籍写下了一篇对他来说最牛叉的散文《大人先生传》。
在这篇文章里，阮籍假托大人先生之口，表达他的看法。此文大意是这样的——
上古社会原是自然淳朴的，自从有了君臣，才有了欺诈和残害的行为。那些统治者制订礼法来束缚老百姓，诳骗愚拙的人们，于是强者横行无忌，弱者只能劳苦困顿地受人奴役。统治者借了廉洁的名义实现贪心，内怀凶险而外饰仁义，搜尽天下财物，填塞自己的无穷之欲。
别看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们谨慎庄重，获得这样那样的美誉，得了这样那样的资本，其实不过是为了图个高官厚禄……他们自以为这样就找到了安全富足的藏身之地，其实不过像虱子钻在裤子缝里。一旦大火烧了城郭房舍，延及裤子，虱子还能逃到哪里去？
阮籍还有八十二首《咏怀诗》，鲁迅先生认为这些诗“虽然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是隐而不显的”，也可以说这是魏晋时代的朦胧诗。司马家族权力来得不正，对于意识形态问题更是敏感，像钟会之流的更是时刻关注阶级斗争新动向，他曾数次找阮籍的茬，但老阮次次都借着酒精而成功闯关。阮籍要想苟全性命于虎狼之群，又怎能不装疯卖傻？
但越是放浪形骸，内心的那份苍凉、悲凉、凄清、凄楚、幽寂、悲愤就越欲盖弥彰。
有多少滴酒，就有多少颗泪……
“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这是一再出现在阮籍诗中的句子。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好一个“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在那个恶浊的政治环境中，阮籍能保住性命已是奇迹。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要求他什么？
有人说阮籍有污点，他们的根据是，在司马昭辞让九赐之封的时候，一拨公卿劝他干脆坐上帝位，他们也不知怎么搞的，竟然想到让阮籍起草《劝进书》。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个陷阱，如果写《劝进书》，阮籍就是助纣为虐；如果不写——那就考虑脑袋的去处。
阮籍就故技重演，把自己喝得大醉，把起草《劝进书》之事早忘到九霄云外，那些马屁公卿们，倒也自有办法，就派秘书到阮籍家里来取，阮籍正伏案醉眠，好不容易把他晃醒，阮籍知道这是一道躲不过去的坎，就借着酒意，把文章写在案上，让人抄写下来，这才勉强交差。
有一次，阮籍对司马昭说：我早年曾经游历过东平，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能到那地方出个小差倒不错。
司马昭一听他愿意到外地做官，挺高兴的，就认命他为东平相。
阮籍骑着毛驴到任，法令轻平简约，十来天便回京，司马昭推荐他做大将军从事中郎。
这样也好，使得若干年后的余秋雨先生，在纵笔夸完其妻马兰之后，终于给阮籍写了几笔。他在文中说，李白就对阮籍很钦佩，曾为他的做官过程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
虽然阮籍在东平只做了十几天的官，但他的官做得很潇洒，他在做官期间只作了一件事，就是把衙门中相互隔挡的墙壁全给拆了，让一切公开透明，上班时你是利用公家的时间打扑克还是下象棋，上QQ泡妞还是上网炒股票，都一目了然，这样也便于官员和官员之间互相监督。
如此说来，把官衙中的隔档都拆了，阮籍做拆迁办主任最合适。
他不会为开发商的利益拆民房，也不会拆了名人故居建写字楼，当然，他最会拆去人们心目中那些束缚人的所谓“吃人的礼教”——所以我要说，拆迁办主任这职务应该为阮籍而设。
只是他生错了时代，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看见北京的高楼越来越多，四合院越来越少，看来，我们与阮籍只能隔着历史，相互遗憾了。
编辑：李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