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是关于梁思成、林徽因及他们身边的一群文化名人在抗战爆发后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那段坎坷动荡的岁月，一道道黄昏的灯影，摇曳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于艰难困苦中壮志满怀，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传播的群像。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优雅、迷人、博学固然令人艳羡，但这对佳偶和新朋好友们在苦难岁月里的不屈精神却更令人敬佩、尊重、铭记！

　　本书引用了部分文化名人著作里的原文，编者对原文中的一些错讹之处未作改动，旨在更真实地接近那些岁月，那些记忆，那些大师。

    海南出版社 出版 作者：岳南 定价：32.00元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

　　与梁思成结婚后，林徽因仍与徐保持着亲密的朋友关系。徐志摩活着时，林徽因即便知道徐的日记中记载有彼此恋情，也不会或者无法刻意提防，她相信徐不会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来。但随着徐志摩突然罹难，事情就变得复杂而诡谲起来了。令林徽因感到最紧迫、最不放心的就是徐志摩生前在号称“八宝箱”中存放的日记。因而围绕这个神秘的箱子，各色人物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的激烈角逐。

　　据梁从诫说：“1931年11月，徐志摩突遇空难。生前，他曾将一箱日记及书信存放在朋友（一位女士）处，其中包括他初识林徽因时的康桥日记。徐遇难后不几天，叶公超（按：清华外文系教授）告诉林徽因，他刚（梁自注：准确地说，是1931年1月26日晚）在这位女士处看过这份日记。于是林去向保存者要求借来一看，这位女士先是几次声称：‘遍找不得’，后来，在她手里保存的这份日记中，与林有关的一部分又神秘地被裁去，以致林徽因本人始终未能看到这件与她的生活有过密切关系的材料。”又说：“徐志摩遇难后，舆论对林徽因有过不小的压力，更有原来被她视为朋友的人，显然是出于嫉妒，对她施以欺骗和侮弄。虽然她在私事上从不轻易与人计较，这次却被这事‘气糊涂了’，于是写下了平时难得吐露的心声。”

　　梁从诫所说的这位收藏“八宝箱”的“女士”，就是北大外文系教授、文学理论家陈西滢的夫人、时与林徽因处于同一个层面上的小说家凌叔华。所谓林徽因遭到了朋友的嫉妒与侮弄，这个“朋友”不能全指凌叔华，但指凌的成分极大。“难得吐露的心声”，是指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所说的言辞激烈的话。当时林徽因除了向胡适诉苦，还立主胡应在这一事件中挺身而出，拿凌叔华试问，并让对方无条件地一件都不能少地交出“八宝箱”中的所有资料。后来胡适果然按林徽因的旨意办了，开始招集学术界的名将大腕一齐向凌叔华夹击。凌在四面挤压中，其瘦小的身体不能承受之重，终于被降服，无条件地把神秘的“八宝箱”拱手让给了胡适。本来事情就此解决，双方鸣锣收兵，各不相干。但事情又突起波澜，据胡适与林徽因对外声称，“八宝箱”中最为重要的《康桥日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却不翼而飞，因而外界有了被凌叔华裁掉或中途截留的说法——梁从诫此说即指其人其事。

　　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林徽因曾在1932年1月1日下午与晚上，于匆忙中连致胡适两封信，报告《康桥日记》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徐志摩与林徽因从相识到离开那一时期的记载，神秘失踪，去向不明，剑锋直指凌叔华。信曰：

　　胡适先生：

　　志摩刚刚离开我们，遗集事尚觉毫无头绪，为他的文件就有了些纠纷，真是不幸到万分，令人想着难过之极。

　　我觉得甚对不起您为我受了许多麻烦，又累了许多朋友也受了些许牵扰，更是不应该。

　　事情已经如此，现在只得听之，不过我求您相信我不是个多疑的人，这一桩事的蹊跷曲折，全在叔华一开头便不痛快——便说瞎话——所致。

　　我这方面的事情很简单：

　　（一）大半年前志摩和我谈到我们英国一段事，说到他的《康桥日记》仍存在，回硖石时可找出给我看。如果我肯要，他要给我，因为他知道我留有他当时的旧信，他觉得可收藏在一起。

　　注：整三年前，他北来时，他向我诉说他订婚结婚经过，讲到小曼看到他的“雪池时代日记”不高兴极了，把它烧了的话，当时也说过：不过我尚存下我的《康桥日记》。

　　（二）志摩死后，我对您说了这段话——还当着好几个人说的——在欧美同学会，奚若、思成从渭南回来那天。

　　（三）十一月廿八日星期六晨，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按：康桥）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按：七月）31，1921起。次本从Dec.2nd（按：十二月二日）（同年）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一九二五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按：晨报副刊）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

　　注：那天在您处仅留一小时，理诗刊稿子，无暇细看箱内零本，所以一起将箱带回细看，此箱内物是您放入的，我丝毫未动，我更知道此箱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而是在您将所有信件分人分类捡出后，单单将以上那些本子纸包聚成这一箱的。

　　（四）由您处取出日记箱后约三四日或四五日听到奚若说：公超（按：叶公超）在叔华处看到志摩的《康桥日记》，叔华预备约公超共同为志摩作传的。

　　注：据公超后来告我，叔华是在十一月廿六日开会（讨论，悼志摩）的那一晚上约他去看日记的。

　　（五）追悼志摩的第二天（十二月七号）叔华来到我家向我要点志摩给我的信，由她编辑，成一种《志摩信札》之类的东西，我告诉她旧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为英文，怕一时拿不出来，拿出来也不能印，我告诉她我拿到有好几本日记，并请她看一遍大概是些什么，并告诉她，当时您有要交给大雨（按：孙大雨）的意思，我有点儿不赞成。您竟然将全堆“日记类的东西”都交我，我又embarrassed（按：不好意思）却又不敢负您的那种trust（按：信任）——您要我看一遍编个目录——所以我看东西绝对的impersonal（非个人化的）带上历史考据眼光。Interesting only in（只有兴趣于）事实的辗进变化，忘却谁是谁。

　　最后我向她要公超所看到的志摩日记——我自然作为她不会说“没有”的可能说法，公超既已看到。我说：听说你有志摩的《康桥日记》在你处，可否让我看看等等。她停了一停说可以。

　　我问她：“你处有几本？两本么？”

　　她说“两——本”，声音拖慢，说后极不高兴。

　　我问：“两本是一对么？未待答，是否与这两本（指我处《康桥日记》两本）相同的封皮？”

　　她含糊应了些话，似乎说“是！不是，说不清”等，“似乎一本是——”，现在我是绝对记不清这个答案（这句话待考）。因为当时问此话时，她的神色极不高兴，我大窘。

　　（六）我说要去她家取，她说她下午不在，我想同她回去，却未敢开口。

　　后约定星三（十二月九号）遣人到她处去取。

　　（七）星三九号晨十一时半，我自己去取，叔华不在家，留一信备给我的，信差带复我的。

　　此函您已看过，她说（原文）：“昨归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捡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

　　注：这一篇信内有几处瞎说不必再论，即是“阅完放入”、“未阅完全”两句亦有语病，既说志摩交她三本日记，何来“阅完放入”君处箱内。可见非志摩交出，乃从箱内取出阅，而“阅完放入”，而有一本未阅完而未放入。

　　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处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开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按：不见了）”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 及我三人。）

　　（八）我留字，请她务必找出借我一读。说那是个不幸事的留痕，我欲一读，想她可以原谅我。

　　（九）我觉得事情有些周折，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可是，我猜她推到“星期底”，必是要抄留一份底子，故或需要时间（她许怕我以后不还她那日记）。我未想到她不给我。更想不到以后收到半册，而这半册日记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

　　（十）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

　　half a book with 128 pages received （dated from Nov.17，1920 ended with sentence“it was badly planned”.）（按：收到半本共128页，始自1920年11月17日，以“计划得很糟”一句告终。）叔华送到我家来，我不在家，她留了个note（按：便条）说“怕我急，赶早送来”的话。

　　（十一）事后知道里边有古（故）事，却也未胡猜，后奚若来说叔华跑到性仁（按：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家说她处有志摩日记（未说清几本）徽音要，她不想给（不愿意给）的话，又说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等等，大家都替我生气，觉得叔华这样，实在有些古怪。

　　（十二）我到底全盘说给公超听了（也说给您听了）。公超看了日记说，这本正是他那天（离十一月廿八日最近的那星期）看到了的，不过当时未注意底下是如何，是否只是半册未注意到，她告诉他是两本，而他看到的只是一本，但他告诉您（适之）“refuse to be quoted”（按：我拒绝被引用），底下事不必再讲了。

　　二十一年元旦

　　此信发出后，林徽因觉得气愤难平、意犹未尽，于当天晚上再次修书向胡适倾诉哀怨。特别强调性地表白“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信中说：

　　适之先生：

　　下午写了一信，今附上寄呈，想历史家必不以我这种信为怪，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

　　我要不是因为知道公超看到志摩日记，就不知道叔华处会有的。谁料过了多日，向她要借看时，她倒说“遍找不得”、“在书画箱内多年未检”的话。真叫人不寒而栗！我从前不认得她，对她无感情，无理由的，没有看得起她过。后来因她嫁通伯（按：陈西滢），又有《送车》等作品，觉得也许我狗眼看低了人，始大大谦让真诚的招呼她，万料不到她是这样一个人！真令人寒心。

　　志摩常说：“叔华这人小气极了。”我总说：“是么？小心点吧，别得罪了她。”

　　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

　　现在无论日记是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是事实，她没有坦白地说明以前，对那几句瞎话没有相当解释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会撕的，小曼尚在可问。）

　　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理太human（按：人情）了，我也不觉得惭愧。

　　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按：意为从某方面）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按：激励）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按：或幸运或遗憾）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按：得意）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type 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and master stroke（按：兴奋型，靠突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按：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爱）对于我，我难过极了。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徽音二十年正月一日

　　（按：应为二十一年，此系作者笔误）

　　从林徽因的信中可以看出，“八宝箱”中的《康桥日记》之下落不明，就是凌叔华的阴谋与捣蛋的结果，凌叔华可谓是真小人。凌叔华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1982年与1983年，在海外的凌叔华分别由伦敦寄给陈从周两封信，就当年纷纷扬扬的“八宝箱之谜”作过解释，此说与胡说、林说，甚至梁说大不相同。按凌叔华的辩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在徐志摩遇难的前两年，也就是“他去欧找泰戈尔那年，他诚恳的把一支（只）小提箱提来交我保管，他半开玩笑的说：你得给我写一传，若是不能回来的话（他说是意外），这箱里到有你所需的证件（日记文稿等）。他的生活与恋史一切早已不厌其烦的讲与不少朋友知道了，他和林徽音、陆小曼等恋爱也一点不隐藏的坦白的告诉我多次了（按：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因与一位男作家同名，后改为林徽因，但凌叔华等人仍以徽音相称），本来在他的噩信传来，我还想到如何找一二个值得为他写传的朋友，把这个担子托付了，也算掉了我对志摩的心思。（那时他虽与小曼结婚，住到上海去，但他从不来取箱子！）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音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他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新文学史料》1983年1期）又说：“我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二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志摩的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内（二本）也常记一些事事非非，且对人名一点不包含，想到这一点（彼时小曼对我十分亲热，她常说人家叔华就不那样想，里面当然也褒贬徽音的日记）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但在适之日记上，仍写志摩日记有二本存凌叔华处。他的（胡的）日记在梁实秋编的徐志摩传上也提到。赵家璧也看到胡的日记上如此写。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至今方发现。”（《新文学史料》1985年3期）

　　据精明的凌叔华推断，胡适派人取走八宝箱后，没有把全部日记交出，“小曼只收回她的二部日记（她未同志摩结婚前的日记，已印出来了！但许多人还以为另有日记）。那时林徽音大约是最着急的一个，她也来同我谈过，我说已交胡适了”。1947年2月，为纪念徐志摩五十周岁生日，陆小曼搜罗家中的旧日记，勉强编起了一本薄薄的《志摩日记》，显得很是孤单凋零。对此，陆小曼在序中无奈地说：“其它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陆小曼已经探知胡适已把徐的二三本英文日记全部交于林徽因，而林是不可能让这一涉及自己隐私的日记面世了。

　　对于凌叔华在信中的说法，陈从周并不怀疑，当年他在编写《徐志摩年谱》中，通过各种信息透出的蛛丝马迹，就曾怀疑胡适把徐的日记没有交给陆小曼，而是交给了林徽因，而林把徐在英国剑桥向其求爱时的二三本日记藏而不露，才有了后来徐子善等人力主徐、林相爱者所说的“徐志摩的有关日记至今下落不明”之事。陈从周读了凌叔华给他的信后如释重负地说道：“这个疑案，总算可以澄清了。另一方面证实了当年林徽音和我所说的她藏有二本志摩英文日记的来源了。胡适日记所写志摩日记有二本存凌叔华处之事非真实也。”

　  胡适深信他的日记最终是要出版的，因而在他把徐志摩英文日记悄悄交于林徽因处理的同时，又放了一颗烟幕弹，于自己的日记中故意写下“志摩日记有二本存凌叔华处”的文字，以达到掩护林徽因的目的。至于凌叔华这边在得知后是否会喊冤叫屈，在一时无法两全的情形下，胡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八宝箱”中的日记最终结果如何，大多研究者认为胡适送给林徽因之后，林在晚年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一把火烧掉了。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此事不那么简单，最大的可能是，向来对资料颇为重视的胡适，当年将有关林的部分给了林，与林无关的自己偷偷收藏了起来，如果销毁，也只销毁了于自己不利的那一部分，而不会是全部。据说胡适还有一部分文献由于涉及面太广，仍封存于一个保险箱中未能开启。或许这部分文献中就有“八宝箱”中的日记，究竟结果如何，也只有等胡适的保险箱起封之日，再听下回分解了。

　　正如陈子善所云，“尽管徐志摩的有关日记至今下落不明……”，但仍有一大批研究者相信徐、林之间确实有过爱情。韩石山以陈从周《年谱》和著名的“八宝箱”为线索，结合徐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等人的传纪、书信、日记和口述实录等，进行研究、考证之后，对于相互之间的感情纠葛，曾肯定地说：“（张）幼仪不记恨陆小曼，她记恨的是林徽因。她的记恨并非是为自己，倒有一半是为了志摩。她恨林答应了他，却没有嫁给他。……两人的恋情，肯定是有的。徐志摩是为了赶听林在协和小礼堂的报告，才匆匆坐飞机殒命的。”（《徐志摩和他爱过的女人》载《南方周末》2000年5月12日）

　　对“坐实了这段爱情”之说，梁从诫不予承认，并对徐志摩的人格进行了鞭伐。1993年4月，梁从诫在为某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林徽因诗集》而写的序文《空谷回音：关于这本诗集的作者——林徽音》中说道：“关于林、徐之间的感情关系，几十年来都是社会上一些人喜欢议论的话题。但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其悲剧性就在于：作为诗人，他们在志趣上是那样投合，徐对林又是那样地一往情深，但两人却不仅始终无缘，而且事实表明，他们本来就不可能走上同一条生活道路。可以说，徐志摩的精神追求，林徽因后来是完全理解的，而反过来，林徽因所追求的，却未必都能得到徐的理解，更谈不到专业性的支持。从古建筑研究和美术创作的角度看，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天生的搭档。虽然梁思成不搞文学，但抗战前那几年，林徽因在古建研究方面的成就不仅没有妨碍她的文学活动，而且实际上两者相得益彰，使她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绩。但如果真是徐志摩和林徽因生活到了一起，那么，我们就肯定不会有——如最后她的墓碑所铭刻的——‘建筑师林徽因’了；而生活里没有了建筑和美术活动，又会有我们所认识的这个“诗人林徽因”吗？回顾徐志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易受情绪支配，充满幻想，有时甚至放荡形骸之外的浪漫主义者；而林徽因在精神上却比他保守，比他更重务实。她在少年时代就一心要以‘把美术创作与日常生活需要结合起来’的‘建筑学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说明了她气质上和徐诗人之不同。”又说：“徐志摩的诗人生涯，可以说是伦敦邂逅林徽因之后开始的，在随之经历了巨大的感情波澜和生活挫折之后，他生命之路的终结，竟又是为了赶去听林徽因关于古建筑的一场学术报告。这是不幸的巧合呢还是天意？”（此文后来收入梁从诫所著《不重合的圆》一书）

　　文中的语气透出，梁从诫相信徐志摩被烧死是冥冥之中有一只上帝之手在操纵的，徐之死就是上苍的旨意。这股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情绪到了十年之后，随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播出，异常激烈地喷射而出，一时引得众人侧目，纷纷驻足观望。梁从诫在答媒体记者提问时愤然说道：“我一直替徐想，他在1931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林也很心疼他，不忍心伤害他，徐又陷得很深。因而我一直觉得，徐的生命突然结束，也算是上天的安排。”（《文艺报》2000年5月6日）

　  梁从诫的愤慨之言，立即招来了徐志摩粉丝们的反“愤慨”，并很快做出了回击，韩石山在《梁从诫不该这样说》一文中，对梁指责道：“当晚辈的说这样的话，实在太不应该了。为了自己的家声，竟说他人烧死是好事，不像个有文化的人说的话。……不看这些话，人们还不知道1931年在北平，徐、林之间的感情已发展到这样危险的地步。”（《林情徐爱有多深》韩石山载《寻访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在旁观者的眼里，梁从诫与韩石山的话看起来各有道理，但似乎又缺失了点什么。当年海涅在他的名作《两个波兰人》中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为祖国牺牲是很好的，可要是活着那就更好了。”或许处于各种考虑，或许一时情绪失控，梁从诫的言论显然有些过激了。而韩石山辈这些徐志摩的超级粉丝们，在梁从诫一再否定徐、林之爱的情况下，非要把“徐林爱情”进行到底。再加上电视剧的火上浇油，整个社会舆论就变得硝烟弥漫、烽火连天了。假如不存偏见，对这段历史和历史人物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待，不管徐与林之间是有爱还是无爱，如套用海涅的诗句，不妨理解成“为了避免双方日后更大的苦痛，徐志摩适时被烧死是很好的，可要是活着那就更好了”。

　　除了围绕徐志摩该不该被烧死，是烧死好，还是活着更好的论争外，梁从诫对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公开批评中，还说把梁思成演得窝囊了一些。韩石山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这是做儿子的还没完全了解父亲。正因为梁思成深爱着林徽因，也正因梁思成是当时新旧交替之际接受西方文明的君子代表式人物，所以他对徐志摩表现得特别宽厚仁慈，包括后来同样地对待金岳霖先生，他的得体的言行绝非窝囊，而是知识文明在身上的崇高体现，是海阔胸怀”。梁从诫则坚持认为，若是林当年真的从了徐，那么林徽因只是一个诗人的林徽因。而从了梁思成，结果是林徽因既是诗人的林徽因，又是建筑学家的林徽因，可谓一举两得矣！对这一说法，社会舆论各有不同的看法，赞成与否定各有各的理由。否定者说，若按以成什么名与什么家为坐标的逻辑去推理，似乎离“爱”与“爱情”偏远了一些。有赞成者说当年的逻辑大师金岳霖曾公开表达过此意，认为梁思成是林氏最佳的人选，徐志摩只是个不自量力的丑八怪而已。

　　金岳霖是说过林与梁结合比林与徐结合好的话，但要说把徐描绘成一个丑八怪，似乎是后人添油加醋的结果。

　　许多年后，有研究者陈宇与陈钟英二人，曾于1983年对金岳霖进行过一次有针对性的访问，从当时的谈话记录可知，金氏晚年对徐志摩的人格学问的评价：我们（按：指采访者陈宇与陈钟英等人）取出另一张林徽因相片问他。他（按：金岳霖）看了一会儿回忆道：“那是在伦敦照的，那时徐志摩也在伦敦。——哦，忘了告诉你们，我认识林徽因还是通过徐志摩的。”于是，话题转到了徐志摩。金岳霖所说的大意是：徐志摩在伦敦邂逅了才貌双全的林徽因，不禁为之倾倒，竟然下决心跟发妻离婚，后来追林徽因不成，失意之下又掉头追求陆小曼。为此，金岳霖谈了自己的感触：“徐志摩是我的老朋友，但我总感到他滑油，油油油，滑滑滑——”又说：“当然不是说他滑头。”经老金解释，采访者才领会，金岳霖是指徐志摩感情放纵，没遮没拦。老金接着说：“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平。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按：是一个政治派别，非某学院某系。）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金岳霖忆林徽因》陈宇文载《传记文学》1999第4期）

　　说这话时，金岳霖已88岁高龄（翌年去世），和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梁家后人以尊父之礼相待，呼曰“金爸”。为此，金岳霖颇感欣慰。关于金晚年对徐的这段评价，若记录无误，显然带有抑徐扬梁的感情色彩。

　　却说当年林徽因、凌叔华、胡适等名流仕女，经过一阵拉锯式的“八宝箱”的争夺战，各方均感精疲力竭，无力再叫劲对垒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停下来，大家又各自朝着自己的目标奋进，只有给徐志摩生前带来爱情与烦恼的陆小曼，一改过去吸食大烟的颓废习气，立志为徐志摩的著述进行编辑出版。在陆与众多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在徐志摩去世后的1931年11月27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徐志摩遗作《秋》（第四部散文集）。翌年7月，新月书店出版徐志摩遗作《云游》（第四部诗集）。徐志摩、陆小曼合著的《爱眉小札》（收有信札、日记等），于1936年3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为悼念“一手奠定中国诗坛的诗人”，《新月》月刊第4卷第1期、第5期和《诗刊》第4卷出特大号定名为《志摩纪念号》专刊。计有陆小曼、胡适、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杨振声、韩湘君、方令孺、储安平、何家槐、赵景深、张若谷、陈梦家、方玮德、梁镇、朱湘、程鼎鑫、虞岫云、陆费逵、舒新城等发表悼念文章、哀辞挽联，继后还出版了徐志摩文选、评传以及专著等，以不同方式纪念这位“新月派”开山人物徐志摩。

　　1932年春，徐志摩的灵柩被迎回家乡硖石安葬，当时与徐志摩同乡，只有十几岁的查良镛（金庸）曾随母前往吊唁这位诗人表兄，后来查氏曾有纪念文字表达了对这位才子加情爱大师的感怀之情。

　　徐志摩罹难之时，徐的另一位姻亲表弟陈从周为感念诗人的才华和命运，立志为徐修一年谱，使诗人史料不致湮没于世，经过数年努力，《徐志摩年谱》终于修成并出版问世。也正因为这部《年谱》，陈从周后被诬“为反动文人树碑宣传”而横遭批斗。未久，相濡以沫40年的妻子（徐志摩表妹）撒手人寰。继而，远在美国读书的独子死于非命……天耶，命耶，对陈从周而言，只有仰天一声叹了。

　　徐志摩原被葬在其家乡海宁硖石乡东山，墓是徐志摩父亲徐申如请当地工匠制作。该墓在1966年秋被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砸毁。墓碑折断，石墩砸毁，诗人的骸骨和衣服扬撒了一地。幸有徐的同乡、东山中学的教师许逸云，出于对诗人的敬重，在“文革”风潮退却之后，利用课余时间走村串户，辗转打听，终于在硖石镇东南三里多一个僻静处发现了墓碑。当时“残碑已埋入土中，碑面扑地，浑身泥泞，几乎不能辨认。经当地群众协助挖出，一经翻身，几个大字赫然入目。‘张宗祥题’一行小字也清晰可见。同时发现的还有后土碑及祭石台。自此墓碑得过且过以保存”。（《年谱》）

　　“文革”结束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向当地政府反映要重新筑徐志摩坟茔，许逸云更是积极上下奔波，终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并邀请已成为著名建筑学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到硖石入主其事，徐志摩墓乃得以重建。重建后的徐墓为陈从周设计，改建在西山。形制、规模与原墓稍有出入，只是徐的尸骸早已荡然无存，仅埋有一书一石：书是《徐志摩年谱》；石为陈从周参加庐山风景区规划时所得金星之石，上有刻文，载墓葬由东山迁西山事。此墓1983年清明节正式开放。徐志摩与张幼仪之子徐积锴曾于1985年、1990年及1997年，三次回海宁祭扫父亲坟墓，其情其景令人唏嘘感叹。

    编辑：李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