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端于1978年5月，到今年，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当年，我曾在胡耀邦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办《理论动态》，参与这场大讨论，值此大讨论三十周年之际，谈一点回忆和感想。

　　一场成功的大讨论

　　□ 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文革”，在政治上造成了天下大乱、冤假错案遍城乡的严峻局面，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社会普遍贫穷。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潜力已经耗尽，中国再也不能按原来的路子向前走了。历史要求转折，人民要求改变现状。他们通过种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意愿

　　□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最直接的作用是，推倒了“两个凡是”，破除了个人迷信，实现了思想大解放，在此基础上，否定了“文革”，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这场大讨论是从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的。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一篇经胡耀邦审定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即5月11日，这篇文章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新闻单位。5月12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好几家中央和地方的报纸全文转载，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一下子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叫好，而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则采取反对并压制的态度，这就出现了争论。在邓小平、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下，讨论逐渐展开，到1978年的8月、9月、10月，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这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真理标准问题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大讨论给予高度评价。这标志着，这场大讨论取得了成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了是非。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单位，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这场大讨论前后历时三年多。

　　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真理标准问题这样一场讨论，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文革”，在政治上造成了天下大乱、冤假错案遍城乡的严峻局面，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社会普遍贫穷。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潜力已经耗尽，中国再也不能按原来的路子向前走了。历史要求转折，人民要求改变现状。他们通过种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意愿。

　　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 当时的领导者提出了一个总方针性质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定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这“两个凡是”，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打倒中央一大批领导人，包括打倒刘少奇、批邓，都是经过毛泽东的，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也是毛泽东定的，这一切，必须坚决维护，都不能动。很明显，“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一切照旧，不许讲新话，不许创新，不许开辟新路。

　　“两个凡是”，是当时挡住历史前进道路的最大屏障。只有推倒了“两个凡是”，中国的历史才能真正翻开新的一页。但当时的大环境，还是迷信盛行，思想僵化。对于多数人来说，需要进行思想的启蒙。

　　实践标准的提出，就是适应了拨乱反正的需要，适应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需要。

　　这场大讨论，是在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由胡耀邦发动和组织推进的，邓小平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罗瑞卿、陈云、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给予坚决有效的支持，各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大单位主要负责人的支持和积极参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最直接的作用是，推倒了“两个凡是”，破除了个人迷信，实现了思想大解放，在此基础上，否定了“文革”，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深远的影响

　　□ 通过这场大讨论，使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深入人心，在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生了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思想路线的教育运动

　　□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人们很自然地要用实践标准检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主要的，是要探索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说：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三十年后的今天，这场讨论的深远影响，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通过这场大讨论，使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深入人心，在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生了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思想路线的教育运动，成效非常大。1982年，党的十二大创造性地在党章上写了党的思想路线。十二大党章在总纲中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经典文字表述。最后一句，是吸收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成果，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了这条思想路线，不断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事业健康发展。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一定要明确，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的核心，实践标准是重要内容。这些年，不断有文章说，这也写进了思想路线，那也写进了思想路线。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文献依据的。经过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党章经过多次修改，但党的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一个字也没有改。我们必须依据党章来解读党的思想路线，切忌随意性。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另一个深远影响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了思想。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人们很自然地要用实践标准检验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上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邓小平多方面多角度地破除对社会主义的老观念、老框框。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照搬别国模式搞不成社会主义，“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不能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等等。这一系列的论断，归结起来，就是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否定。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这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最大的思想解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的含义有两条，一是，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要建设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力发展较快、能较快改善人民生活的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们往往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这种认识远没有到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主要的，是要探索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只能是在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创新的结果。这就需要改革，需要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具有深刻革命意义的命题。这个基本结论的提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思想获得了大解放，而且不断推进。

　　宝贵的经验

　　□ 用讨论的方式推进思想的解放，就要求有民主的氛围。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保证下、在民主的氛围中，人们才能畅所欲言，探讨问题，真正弄清是非，实现思想的解放。民主仍然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 不可能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又进一步推进思想的解放，达到思想的统一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自此以后，解放思想一波一波地向前推进，也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一）用讨论的方式推进思想的解放，这是一条重要经验。过去，用大批判的办法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所谓“大批判开路”，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用讨论的方式推进思想的解放，就要求有民主的氛围。解放思想，就要说新话，就要对现有的一些理论观点和制度、机制、办法有所评论，甚至否定，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保证下、在民主的氛围中，人们才能畅所欲言，探讨问题，真正弄清是非，实现思想的解放。民主仍然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二）解放思想要同实事求是相结合。建国以来，大讲解放思想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搞“大跃进”时，口号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那一次的解放思想没有很好地同实事求是相结合，提出了不少带有空想色彩的口号和指标，结果是浮夸成风，损失惨重，教训十分深刻和沉痛。进入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这无疑是记取了1958年倡导解放思想的教训。这一次，从一开始就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相统一，从而使解放思想扎扎实实地推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三）解放思想要同实践紧密结合。我们讲的解放思想，是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着眼于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因此，解放思想不能停留在坐而论道，而是要同实践密切联系。实践是推进思想解放的最有效途径。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很大的思想解放，但当时议论纷纷，阻力很大。随着这种经济形式在实践中取得明显的效果，人们的思想才进一步解放，各种指责也逐渐消声。创办经济特区，体现了思想的大解放。但在特区刚刚创办时，非议和指责之声很多，随着经济特区的成功，指责特区的声音也逐渐消退，人们对特区已经习以为常了。实践表明，不可能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又进一步推进思想的解放，达到思想的统一。

　　（四）解放思想要善于抓住焦点。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以新思想、新观点，去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和老框框、老习惯，而且往往是大破大立。因此，必须抓住问题的焦点，将新旧思想观念鲜明、尖锐地对立起来，才能有效地实现“破”和“立”。一方面，要抓准问题，并加以概括，突出焦点，另一方面，要有能够击破旧思想、旧观念的锐利思想武器。邓小平说：“拨乱反正，语言要鲜明，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1页）这就是针对解放思想而讲的。推进解放思想，必须鲜明、尖锐地提出问题，含混不清，模棱两可，泛泛而论，不可能破除陈旧过时的思想观念和老框框。

　　（五）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推进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解放思想，破除旧的思想观念，是要分清是非，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科学的能够说服人的判断标准。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用实践标准推倒了“两个凡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有效地廓清了“姓资姓社”的迷雾。“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既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观点，也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一个科学的标准。在改革开放的长时期中，继续解放思想，还是要旗帜鲜明地讲实践标准，讲“三个有利于”标准。

　　当前，我们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思想解放，但过去的经验仍然很有参考价值。（沈宝祥）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