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了六个小时的火车,又换乘了两班共四个小时的汽车才终于到了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山村。到村口时已是月上东山,疏落的村庄透出几点朦胧的灯光,给我这个流落异乡的“人近故乡情更怯”的“客”平添了几分温暖之感。
    在此起彼伏的犬吠声中,我扣开了那扇八年未曾开启的家门。步履蹒跚的已经有些驼背的爷爷在惊喜中拉开门把我迎到炕上,刚坐下后就被已经老花了眼的奶奶拉着我的手摸个不停,亲切的问这问那。简单而又可口的晚饭过后,我不顾一身的疲惫和爷奶唠起了自己族里的家长里短和村里的生老病死及婚丧嫁取等事情。除了我爸是长子之外,我还有四个叔叔和一个姑姑,到了我这一辈一共是三男八女十一个孩子。我挨家问了大致情况后便再也没有困意了,想不到离家八年家乡发生了这样的沧桑巨变,一幕幕如放电影般在脑海中闪过。
    我最高兴的是爷爷的肺病得到了治疗。爷爷早年参加八路,后来又当了生产队长,对我这个长孙的好是没的比了。爷爷早年的辛苦和多年的劳作使他的健康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恶化,但因家中没钱治一直吃药的抗着,一到冬天就咳的历害。自从去年年初交了每人十元钱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后到县医院会诊,发现是肺癌早期,幸亏及早切除了半边肺叶控制住了病情。手术费是家里先拿了钱,后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给报了一多半。爷爷从此再不怎么受罪了,人也精神多了。但爷爷说起医改前村里的有好几个人特别是年青人因没钱看病先后过世时老泪纵横的场景深深刺痛了我。
    家中还有一件让爷爷津津乐道的事是我这辈十一个孩子当中出了七个大学生。爷爷扒拉着手指头能说出我们所学的专业:有学英语和日语的,有学石化的,有学财会的,有学数控的,有考上军校的。尽管当时高昂的学费让曾经让我们苦恼不已,但后来通过借钱和向银行申请助学贷款都上了大学,已经毕业四个的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爷爷说我们圆了他一个梦,因为他们那时想上学但没条件,他自己上到国小毕业在当时已经是很少见的了。
    第二天我起早到几个邻近的叔婶家去转转。农村人起得早,婶婶们都在房前屋后忙着侍弄园子,但几个叔叔一个都没在家,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利用农闲到大连的建筑工地打工挣钱去了。四婶说咱村地少,一个人就二亩来地,主要种点苞米和大豆什么的,族里留守的几个妇女联合起来就能把地种了。现在农药、种子、化肥现在都送上门来,国家把农业税免了,种一亩地还补助几十元钱,种地可容易了,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以前种那点破地不把人累个半死才怪呢。我问四叔什么时候回来,四婶说没什么重要的事就不让他回来,现在咱村自来水、闭路电视、电话都通了,来回联系也方便。你四叔外出打工一个是家里的事俺们妯娌几个能解决,再一个就是光靠这点地挣不了几个钱,还得到城里多挣点钱供孩子们读书。这年月啥都贵,就是粮食卖不了几个钱,现在上大学的学费贵得吓人,但再贵只要你两侄女读得进去我和你四叔拼了老命也得供,就是为了她们将来能有个出息。四婶的话听得我鼻子酸酸的,找个借口赶快走了,因为当时我的父母也是这样供我读书的。
    午饭后,看见几个小孩上学,我便也动了去学校看看的想法。随着他们来到学校一看我呆住了。镂花的铁栅栏围住两排漂亮的红砖房,宽阔平整的操场边上排着七八组健身器材和花坛。在校长的引导下我在电脑图书室才找到一个曾经教过我自然课的巩老师,一打听才知道以前教我的民办教师都转正后调走了。不光是老师走了,村里有钱人都搬到城里去了。巩老师向我介绍了学校这几年的变化:去年农村孩子学杂费免了后上学的孩子又多了起来,但只是在低年级以下才有这个情况;现在五六年级和初高中的学生少得很,有不少初中毕业后直接到大连打工挣钱去了,因为他们当初听说读大学后不好找工作加之学费贵就辍学打工去了,有不少孩子是家长逼着他们这么做的。咱村就你们老王家勒紧腰带坚持读书出了七个大学生,估计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了,说完王老师叹了口气。
    巩老师送我从学校出来时已是夕阳西下,走在刚通车的柏油路上,炊烟已从农家升起。望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看着只剩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留守人口渐少的村落,想着在这里痛并快乐生存着的人们,心里涌起一种别样的感觉。望着夕阳,我衷心的希望儿时家园不要和夕阳一起消失。
    五星之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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